第 1 章 看见¶
在按下快门之前,先看见。相机能替你记录,却不能替你停下来。
每天都有许多画面从眼前经过:通勤路上的车窗,早餐桌上的杯子,电梯按钮旁边被磨亮的一小块金属,午间菜单上的油渍,回家路上路灯底下争吵的两个人,还有阳台上正在退去的一道光。这些东西你都见到了,只是绝大多数转眼就忘了,没有在心里留下痕迹。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替你判断眼前的东西跟手头要办的事有没有关系;一旦判定无关,就顺手把它放了过去。日常里的视而不见,并不是眼睛出了什么毛病,而是注意力在不停地替你做减法。
也总有一些画面会留下来。至于留下来的是哪一个,事先很难说清,也没有什么现成的道理。可能是阳台上那道正在退去的光,也可能是路灯下两个人里较瘦那一位的眼神。你并没有刻意寻找,只是忽然停了一下,脚步慢了半拍,呼吸也跟着短了半拍,心里掠过一个很轻的念头:这里好像有些什么。那个念头很轻,稍一分神就会滑过去。
那个停下来的瞬间,就是看见。
会拍照与不会拍照,差别不在快门按得多快,也不在一天拍下多少张,而在一天之内有多少画面能让你停下来。这种差别在现场往往看不出来,两个人都举着相机,也都在按快门;回到电脑前,高下就显出来了。有人按了两百张却选不出一张,多半不是拍得不够多,反倒是真正停下来的次数太少。那两百次快门背后,多数时候只是“这里挺好看,我也拍一张”的随手一按,还谈不上看见。拍得久的人也许一整天只按二三十次,但每次按下去之前,他都先在原地停过一次,看清画面里吸引自己的到底是什么,再判断这件东西能不能被一张平面照片留住。
一张照片为什么留下来¶

Dorothea Lange, "Migrant Mother", 1936。Lange 在加州 Nipomo 的豌豆采摘工营地遇见 Florence Thompson 一家,短暂停留中连续拍了六张;后来成为名作的是这组里最后、构图也最紧的一张。她当时没有记下对方的姓名,只判断这些照片也许能让营地的困境得到关注;这也提醒我们,经典图像背后还存在被摄者身份、处境与叙述权的问题。这张照片后来被广泛复制,成为 20 世纪最容易被辨认的肖像之一。图片来源与复用说明
1936 年 3 月的一个雨天,Dorothea Lange 刚结束长达一个月的拍摄任务,开车沿着加州 101 号公路往回赶。路边闪过一块写着“豌豆采摘工营地”的木牌,她当时没有停,继续往前开了二十英里;可她心里一直记挂着那块牌子,最后她还是在雨里掉转车头,顺着泥路折了回去。那年春天霜冻毁了庄稼,营地里困着两千多名没有收入的采摘工。Lange 在 Florence Thompson 一家的帐篷前只待了大约十分钟,前后拍下六张底片。
如果把这六张底片按先后顺序排开,能清楚看到她的视线是怎么一步步收紧的。第一张还是远景,帐篷、木箱和散落的杂物都在框里;第二张她往前走了几步,孩子们正抬头望向镜头;到了后面几张,她把周围杂乱的陈设一点点裁到框外,机位越贴越近,直到最后一张:两个孩子背过身把脸埋在母亲肩头,母亲的目光越过镜头望向别处,右手轻轻抵在下巴旁边。这张照片能够留下来,起于公路上那一次掉头,成于帐篷前一步步走近、把多余信息从画框里剔出去的那十分钟。
大脑先删掉了什么¶
Lange 在那个营地停下来的十分钟之所以难得,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,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停下来把一样东西看清楚。这不单是习惯问题,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生理根据。我们平时总以为自己把眼前的世界尽收眼底,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错觉。
人的视网膜上,真正能看清细节的区域小得出奇。那一小块叫作中央凹(fovea,视网膜正中一处略微凹陷的小坑),直径不过一两毫米,视锥细胞在这里挤得最密,只有恰好落在它上面的物体,才会以最高的分辨率成像。一旦偏离这一小块,分辨率就迅速往下掉;到了周边视觉,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和对动静的警觉,几乎连颜色都分辨不出来。三者的分工大致如下表所示:
| 区域 | 大致覆盖的视角 | 分辨能力 |
|---|---|---|
| 中央凹(fovea) | 约 1 至 2 度 | 最高,可分辨约 1 弧分的细节 |
| 旁中央凹 | 约 5 度以内 | 迅速衰减 |
| 周边视觉 | 水平方向可达约 200 度 | 极低,几乎无色觉,但对运动敏感 |
换算成日常的尺度,中央凹这块清晰区域,差不多相当于你把手臂伸直、竖起大拇指时,拇指指甲盖遮住的那一点范围。视角的大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估出来:设物体的宽度为 \( S \),它到眼睛的距离为 \( D \),那么它张开的视角 \( \theta \) 满足
拇指指甲盖宽约两厘米,伸直手臂时离眼睛约六十厘米,代入进去,\( \theta \) 差不多正好是两度。此刻你以为尽收眼底的这一整个房间,真正在视网膜上清晰成像的只有拇指盖那么大的一小块,其余全是粗糙、模糊、几乎褪了色的背景。
我们平时之所以察觉不到这种模糊,是因为眼球一刻也没有闲着。它靠着一种叫作扫视(saccade,眼球在两个注视点之间极快的跳动)的动作,每秒钟三到四次,不停把那一小块中央凹甩向不同的地方,像一支手电筒在黑屋子里飞快地照来照去。大脑在背后把这一连串并不连续的高清碎片悄悄缝合起来,拼成一幅看似处处清晰的完整画面。更有意思的是,在眼球每一次跳动的半途,视觉信号其实被短暂切断了,否则你看到的会是一片天旋地转的拖影,这种机制叫作扫视抑制(saccadic suppression)。一天下来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小黑屏,大脑全都替你抹平了。
graph LR
A["外部世界<br/>无边无际"] --> B["中央凹<br/>只看清约 2 度"]
A --> C["周边视觉<br/>模糊·对运动敏感"]
B --> D["扫视 saccade<br/>每秒 3 至 4 次跳动"]
C --> D
D --> E["大脑拼贴<br/>缝合成处处清晰的错觉"]
E --> F["注意力筛选<br/>删去与当前任务无关之物"]
F --> G["你以为看见的世界"]
明白了这套机制,回头看开头说的“注意力在替你做减法”,事情就很清楚了。既然每个瞬间真正落进高清区域的画面少得可怜,大脑就必须每时每刻替你决定,下一秒把这支小手电筒照向哪里;而它依据的,正是你眼下最挂心的任务。所谓看见,不过是这支手电筒偶尔没有听从日常任务的差遣,在某个你原本不必留意的地方多停了半拍。
心理学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实验,能看出大脑替你删掉的东西可以多到什么程度。1999 年,研究者 Simons 与 Chabris 请受试者盯着一段短片,数里面穿白衣的人一共传了几次篮球。就在大家专心数数的时候,一个套着大猩猩玩偶服的人大摇大摆地从画面正中央走过,半路还停下来捶了捶胸口。事后一问,竟有大约一半的人根本没看见那只大猩猩。他们的眼睛分明扫过了它,视网膜也成了像,只因为“数传球”这个任务里没有大猩猩的位置,注意力便干脆利落地把它从意识里划掉了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叫作非注意盲视(inattentional blindness)。
这个实验说明了一件很实在的事:一天当中错过的画面,多半并没有藏在什么隐秘角落里,它们当时就大大方方地摆在你正前方,只是你那会儿正忙着数手里的“篮球”。拍照的人跟路人那一点小小的分别,往往就在于他能偶尔把手头的任务放一放,让那只走过画面的大猩猩有机会进入视线。
观看,还是占有¶
Susan Sontag 在《On Photography》里写过,拍照本身是一件事件,也是一种占有被拍之物的方式。她警惕的不是某一台具体的相机,而是拍照这个动作带来的心理变化。人一旦把相机拿在手里,心思很容易就顺着机器跑了:急着把眼前的东西收进卡里,急着低头确认自己拍到了,反倒忘了继续观察眼前的事物本身。占有替代观看,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她写下这些话是在 1977 年。那时候拍照还带着一点慢吞吞的工序:举起相机,对焦,按快门,事后把胶卷送去冲洗,隔上几天才能拿到照片。整套动作慢,反而给眼睛留出了继续打量的空当。到了今天,更容易打断观看的常常不再是相机,而是手机。手机一举起来,心思立刻被切成好几瓣:一瓣看屏幕,一瓣听动静,还有一瓣已经在想发出去之后的事,真正在眼前的那个现场倒退到了后面。一个人举着手机边走边拍 vlog,一面盯着屏幕里的自己,一面听自己说话,还要留神脚下不撞到路人;这更像是在赶制内容,跟安安静静看一样东西已经隔着十万八千里了。
当然,相机本身未必总是观看的阻碍。很多时候,它反而能帮人慢下来。当眼睛贴近取景器的那一刻,四面八方围着你的现实被一道黑框拦住,收拢成一个有边界的平面。这道边界一出现,就逼着你当场做决定:眼前这么大一片地方,到底要把哪些留在框里,把哪些切到框外。
刚开始拍照的人,大都不情愿接受这种割舍。人总想把现场看到的一切都塞进画面,怕漏掉同行的人,怕漏掉远处的楼,也怕别人看了照片不知道自己当时站在哪儿。拍得久一些才会慢慢摸清,照片靠的是往外减,不是往里塞。那些被裁到框外的东西并没有白白浪费,正是它们让出了地方,框里的主体才站得住。按下快门的时候,取景框切掉了四周的杂乱,景深虚化了焦平面以外的背景,快门又截断了这一秒前后的时间,最后留下的那一点点,才是一张照片。
从认出到重新看见¶
去过欧洲美术馆的人,多半见过这样的场面:一群游客围在 Vermeer 的一幅小画前面,举起手机按一下,低头看一眼屏幕确认拍清楚了,随即转身走开,前后加起来不到半分钟。要说看没看到,他们当然看到了那幅画;可要是在他们转身的那一刻叫住他们,请他们闭上眼睛说说画里倒牛奶的女人手腕是怎么弯的,十有八九答不上来。
这个动作比真正的观看浅得多。它只是在确认那幅画挂在墙上、自己到过现场,跟落地后随手给朋友发一句“我到机场了”差不多。许多人拍照片也长期停在这种登记上:到了巴黎拍一张埃菲尔铁塔,到了南极拍一张企鹅。快门一响,证明“我来过”的任务就算交差了,这张照片往后也就不必再打开第二次。想知道自己拍下的是登记还是观看,有一个很简单的检验办法:如果你发现自己整整一年都没主动打开过以前的旧硬盘,那里面存着的大半就只是登记。
从登记走到看见,没有什么巧办法,只能靠多待一会儿。观看本来就是分层的,你肯在一个画面前多站几分钟,第一层最表面的标签慢慢退下去,藏在后面的细节才会浮上来。起初你只看见画里站着一个人,再看下去,才会注意到她的手腕、她的肩膀、她的眼神,以及她跟旁边那道窗光之间的呼应。一幅画看五分钟和看三十秒,看到的不是同一幅画;一个街角站十分钟和拍完扭头就走,遇到的也不是同一条街。
Saul Leiter 从 1952 年起就住在纽约东村 East 10th Street 的一间公寓里,一直住到 2013 年去世,六十多年几乎没怎么挪过窝。他一辈子拍来拍去,大半就是自家窗外那几条街:打红伞的女人从对面店门口走出来,黄出租车停在窗下,白汽从路面铁栅栏里冒上来,雪后清早第一个邮差顺着人行道慢慢走过。他大部分时间并不急着按快门,只是端着咖啡坐在窗边看,一直等到窗外的颜色和形状刚好对上心里的节奏,才举起相机按下一张。在别人还普遍觉得严肃摄影非黑白不可的年代,他就已经用彩色胶卷去拍这些街景;当时很少有人拿这些照片当回事,直到他晚年,这些积了几十年的日常片段才被重新认出来,成了彩色街头摄影绕不开的经典。
Leiter 的拍法里还藏着一门比等待更难的功课:他拍的不是远方的奇景,而是每天下楼都要踩上几遍的熟地方。人对陌生的环境天生警觉,刚到一座新城市,眼睛不用提醒就会自动睁大,连地砖的花纹、邮筒的样式、招牌上的字体看着都新鲜;可一旦回到每天上下班经过的旧路,大脑为了省力,就会把沿途的一切压成几个现成的标签:楼下那家便利店、常坐的那班车、回家必经的路口。你以为自己每天都看见了它们,其实只是认出了那几个标签。
大脑之所以习惯这样偷懒,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台把眼前的光线照单全收的摄像机,更像一个爱抢答的人,总在感官信号还没到齐之前,先凭过去的经验猜出答案。近二十年的认知神经科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,知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预测的过程:大脑先在内部搭好一个“这里应该有什么”的模型,再拿眼睛实际收到的信号去核对,凡是跟预期对得上的地方就一带而过,只把那些出乎意料的偏差当成新信息来处理。这套机制替人省下了海量精力,代价是凡是你天天经过、早就摸透的地方,几乎都会被大脑当成“跟昨天一样”而直接跳过。楼下那家便利店在视线里隐形,不是因为它藏了起来,而是它太符合你的预期,大脑觉得犯不着为它再多费一分神。
把熟地方重新看成陌生的地方,需要专门去练,而且往往比飞去冰岛拍极光更难。到了陌生的远方,新鲜感会替你把眼睛撑开一大半;而在天天见面的老地方,没有任何新鲜感可借,全得靠你自己把那层熟视无睹的壳剥开。练习的办法倒很朴素:挑一个每天必经的路口或角落,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天气里反复去拍,一连拍上一个月。头几天多半觉得没什么可拍,满眼还是那几个旧标签;可只要逼着自己一次次回到原地,旧标签就会慢慢松动。光线每天都在变,路过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,同一面水泥墙在暴雨里和在夕阳下根本是两副模样。等到哪一天,你能在看过上百遍的地方看出一点以前没留神的新东西,眼睛才算真正醒了过来。Atget 的巴黎、Leiter 的东村、森山大道的新宿,都是被这样反反复复看了几十年的地方。
Eugène Atget 就是把这门功夫做到家的人。从十九世纪末到 1927 年去世,他背着沉重的大画幅相机和玻璃底片,在巴黎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了将近三十年,专拍那些在城市改造里快要消失的老地方:清晨没有人的街角、橱窗里的假人、铁艺旧招牌、深院里的一截栏杆、公园里长了青苔的雕像。他生前几乎没什么名气,只是把这些照片当成给画家和布景师参考的资料,几法郎一张便宜卖掉;直到晚年,年轻的美国摄影师 Berenice Abbott 看出这些底片的分量,在他去世后设法把成千上万张玻璃底片保存下来,世人才慢慢看懂他留下的那座巴黎。
William Eggleston 走的是另一条路,说的却是同一件事。他一辈子拍的大多是美国南方最不起眼的家常物件:停在郊区人行道上的儿童三轮车、塞满冷冻食品的冰柜、铺着绿瓷砖的空淋浴间、只吊着一只灯泡的红天花板。1976 年,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为他办了一场全部由彩色照片组成的个展,在当时惹来不少争议,因为那时严肃摄影仍然由黑白当家,彩色多半被看作广告、杂志和家庭快照的领地。MoMA 在此之前已经展出过 Ernst Haas、Marie Cosindas、Helen Levitt 等人的彩色作品,所以这并不是美术馆头一回接纳彩色摄影;但 Eggleston 这场展览成了一道常被提起的岸标,让日常彩色景物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严肃摄影的讨论里。他后来把自己的拍法叫作“民主的相机”:在镜头前面,一辆旧三轮车和一座大教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样样东西都值得平等地看上一眼。不预先规定什么东西才配入画,那些平时被大家一扫而过的家常角落,反倒在照片里重新显出了分量。MoMA 对本馆摄影展览史的回顾梳理了这条更完整的彩色线索。
预判比反应更早¶
Henri Cartier-Bresson 1932 年在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后面拍下的那张照片,几乎每一本摄影教材都会拿出来讲: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正腾空跃过水洼,脚跟还没落水,背景围栏的海报上恰好印着一个跃起的舞者剪影。人们总爱谈论按快门那一刻的“决定性瞬间”,却很少顺着往回问一句:在按下这一张之前,他在那片水洼旁边是怎么准备的?
Cartier-Bresson 后来讲过当时的实情。车站后面立着施工的木板围挡,他把镜头塞进两块木板之间的窄缝里往外看,因为缝太窄,照片左边还留着一截木板挡出来的黑边。跳过水洼的男人固然是临时闯进画面的,可在那个人出现之前,他已经选好了机位,把焦距和曝光预先设好,守在那道板缝后面等着。人一跃起,快门才能跟得上。这张照片看着像撞上了好运气,但运气前面是等待,等待前面还有更早一步的准备。
“决定性瞬间”这个词后来被人越传越玄,本书第 6 章还会专门拆解。这里只要先看清一点:立得住的街头画面,很少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逛撞出来的。一个人要是把全部指望都寄托在偶遇上,走过十条街也未必能带回一张照片;不是街上没有东西可拍,而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对眼前的空间做过预判。预判靠的是两样积累:一是你肯在一个地方待够时间,把光线的落点和行人的动线看明白;二是你以前拍过足够多相似的场面,知道事情大概会往哪个方向发展。前一样今天下午出门就能试,后一样急不来,得靠几年时间慢慢攒。
说到用拍摄数量去喂养预判,很少有人比 Garry Winogrand 走得更极端。这位纽约街头摄影师一辈子差不多是端着相机在走路,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拍完十几卷胶卷,走过一条街,就把沿途照面的动静一格格收进机身。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,说自己拍照是为了看看一样东西“被拍成照片之后是什么样子”。对他来说,按快门不只是把想好的画面记下来,更是逼自己不停观看的手段。到了晚年他越拍越密,1984 年去世时,身后留下两千五百多卷还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,外加几千卷冲出来却还没印样、没挑过的底片,加起来有几十万张连他自己都没亲眼看过的画面。
这堆庞大的遗产常被后人拿来当警戒,说他拍得太泛滥,收不住手。这话不假,观看的数量一旦失控,最后就会压垮选片的精力,第 14 章还会回到这个教训。但换个角度看,一个人真正在街头按下过几十万次快门,他对“下一秒谁会往哪儿走、手会怎么抬”的直觉,自然比一年只拍几百张的人敏锐得多。预判的准头,原本就是用时间和底片喂出来的。
看见有自己的节奏¶
看见有它自己的快慢节奏。你可能一整天走在街上,车窗、玻璃、花坛照常从眼前滑过去,心里什么波澜也没有;然后,在某个再寻常不过的早晨,你站在每天都过的路口等红灯,忽然看见对面一个穿浅灰大衣的女人停在一面刚擦洗过、还泛着冷光的玻璃幕墙前,而玻璃上正好映着街角楼顶的一小块明黄。整个画面在你眼里轻轻顿了一下。几乎同时,你的心思已经转了起来:盘算该用多长的焦段,盘算要不要往前走两步避开旁边的柱子,余光还捎带着左前方骑车过来的人,心里顺便数着红灯还剩几秒。
至于最后你到底按没按下快门,还是眼看着绿灯亮起、那个女人汇进人流走远,其实没有那么要紧。要紧的是那一秒钟你人在现场,亲眼看着一个画面怎么自己长出来,也清楚自己为什么想拍它。一天里能有这样一秒,这次出门就有了收获;一个星期里能有两三天进入这种状态,眼睛就已经在慢慢变得敏锐了。
格式塔如何组织画面¶
路口那个画面让你觉得“轻轻顿了一下”,其实比你心里浮现念头还要早半步。在你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吸引之前,视觉系统已经抢先替你把眼前散乱的色块和线条归拢成了几个整体。这种先于意识的自动归拢,二十世纪初就被一批德国心理学家系统研究过,他们的学派叫作格式塔(Gestalt,德语意为“完形”或“整体”)。他们发现的道理很朴素:人看世界,从来不是先认出一个个孤立的点和线,再在头脑中把它们拼起来;眼睛一上来抓到的就是整体,大脑会顺着几条简单的习惯,抢先把零散的元素分好组。
这几条习惯,每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用。相近(proximity)是说挨得近的东西会被自动看成一组;相似(similarity)是说颜色、明暗、形状或朝向接近的东西会被归为一类;连续(continuity)是说视线偏爱顺着平滑的方向一路延伸下去,不喜欢半路突然折断;闭合(closure)则是说面对缺了几口的轮廓,大脑会自动把缺口补齐,比如几个各缺一角的黑圆盘按特定角度摆在一起,中间明明空无一物,你眼前却会浮现出一个清楚的白色三角形,也就是心理学里常说的卡尼萨三角。
这些习惯在平时帮我们省下了不少认路的力气,可一旦拿起相机,它们既能帮上大忙,也能在暗中捣乱。一张照片能让人一眼看明白主次,靠的就是这几条规律在背后引路:三四个人因为站得紧凑被读成一组群像,一排窗子因为形状相似被看成整齐的节奏,一道栏杆因为线条连续把目光顺顺当当地引向远处。可也因为这套归类完全是自动运转的,画面里那些你没留神的杂物同样会被它硬拉进局里:背景里一根横穿过去的电线,会把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行人串在一起;地上一道斜刺里伸出来的硬影子,会顺着连续的方向把观众的视线从主体身上拽走。
所谓构图,一大半功夫就是在跟视觉系统这套自动分组的脾气打交道。你在取景器里来回挪动半步、等一个人错开身位,表面上是在调整框里的物件,实际上是在替看照片的人预先铺路,安排他的视线先落向哪里、把哪些东西看成一家,又把哪些干扰提前拆开。后面讲焦段、街头、人像和建筑的画面组织时还会看到,许多看似复杂的构图法则,顺着根子摸下去,都是从这几条朴素的知觉习惯里长出来的。
不带相机的练习¶
有一个练习,头一回做的时候多半会觉得别扭:出门散步,把相机和镜头全留在家里,空着手走。
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故意错过好照片,也不是练什么苦行僧式的克制,只是想把观看和拍照这两件事暂时拆开,让眼睛重新试试不带任务地看东西。第一天出门往往浑身不自在,总觉得手里少了点什么;走到街角,看见一束斜阳正好打在旧墙上,手会下意识往腰边摸,摸到一把空,心里难免觉得可惜,好像白白放跑了一张好片子。到了第二天,这种着急会轻一点。等到第三天,你多半会发现一件事先没想到的事:身上不挂相机之后,沿途看进眼里的画面反而比平时更多了。
道理其实很简单。相机挂在胸前的时候,只要眼前出现一点有意思的迹象,头脑立刻就会切换到工作状态:算焦段,算光比,找站位。这套动作一启动,眼睛看的就不再是眼前那件事物本身,而是它缩进取景框以后的技术模样。带着目的看当然有它的用处,只是它跟平平静静打量街景的眼光终究不太一样。
当然也没必要从此把相机锁进柜子。每个星期留出一两天空手出门就够了,其余日子照常带相机去拍。空手走过的那些下午,看到的画面虽然不会变成硬盘里的文件,却会慢慢留在眼睛里:你会记住某一种只在四点钟出现的斜光,记住雨后柏油路面上油亮的反光,也记住杂货店门口老人靠着门框打盹的姿势。
照片为什么需要秘密¶
Diane Arbus 有一句常被人提起的话:“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. The more it tells you, the less you know.” 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,它告诉你的越多,你知道的反而越少。头一次读到这话,很容易觉得她在绕弯子;可拍过几年照片再回头看,就会明白她说的是大实话。
新手拍的照片,毛病常常出在把话说明得太满。“这是下午四点的埃菲尔铁塔”“这是表姐生日切蛋糕”,一张照片里把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,光线还是正面的平光,把每个角落都照得亮亮堂堂。所有信息像清单一样摊在台面上,观众扫一眼就全看明白了,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再停下来看第二眼。
Arbus 1962 年在纽约中央公园拍过一张《Child with Toy Hand Grenade》:画面里是个瘦削的小男孩,穿着吊带短裤,右侧背带滑落在肩头,右手死死攥着一颗玩具手雷,左手莫名蜷成爪子状,整张脸绷得像在做鬼脸。她那天其实围着这个男孩拍了整整一卷胶卷,接触印样上其余那些画面里,同一个小男孩有时在笑,有时歪着头,有时站在家人和玩伴旁边,全是很普通的孩子模样;可 Arbus 最后从一整卷里单单挑出了这一张。这张照片几乎没交代任何背景:你看不出他在冲谁喊,看不出他父母在哪儿,也看不出那天公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正因为话只说了一半,看上十秒钟根本不够,你会忍不住盯着他的手和眼神,去猜这孩子身上那股莫名的紧绷是从哪儿来的。
没有把话说尽的画面,往往比塞得满满当当的画面更耐看。经得起反复看的照片,大都没有把答案一次交齐,总在暗处或画外留了一块地方,让看照片的人自己去补。学会接受画面里的阴影、遮挡与留白,克制住把所有前因后果都塞进一个框子的冲动,是拍照的人早晚要跨过去的一道坎。
长出自己的眼睛¶
最后要说的,是你自己的那双眼睛。
拍上几年之后,几乎人人都会慢慢发觉一件事:照片里显出来的,不只是外面的世界,还有拍照的人自己。你会发现自己常常被某一种角度的光吸引,总在离人差不多远的地方才觉得自在,构图时也总会不知不觉摆出某几种相似的结构。这不是你在刻意模仿谁,而是你的眼睛在这几年里慢慢长出了它自己的脾气。
Saul Leiter 一辈子守着东村那几条街,他的画面是温吞、灰暗、慢悠悠的:蒙着水汽的玻璃,雪地里的一把红伞,被霓虹灯染开的街角;画面常常被一根柱子或路人的肩膀切掉一大半,加上他爱用过期的 Kodachrome 胶卷,颜色淡得像被水洗过一遍。森山大道长年扎在新宿,也走遍日本各地,拍出来的东西正好相反,粗粝、高反差、急促:《野犬》里那条在青森三泽回头瞪着镜头的狗,高跟鞋踩在湿沥青路上,颗粒粗得像砂纸。就算让这两个人互换城市,结果也不会变:Leiter 去拍东京,拍出来的还是一个温吞、带着雾气的东京;森山大道到了纽约,照样会把曼哈顿拍成一片发烫的黑白丛林。摄影师拍下的从来不只是某个地名,还有他打量世界的那套眼光。
你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眼光,只是平时待在自己眼睛里面,不容易看清它。要想摸清它的轮廓,办法很朴素:一直拍下去,到了每年年底,把自己这一年最满意的二十张照片挑出来,印成小样或者并排摆在屏幕上细看。这样攒上两三年,一些反复出现的光线、距离和边角就会自己浮出来,那些东西就是你。看清这些重复之后,通常会接着发生两件事:一方面你会更笃定地顺着它往深处挖,让照片更像你自己;另一方面你也会有意识地去撬动它,免得自己滑进顺手的套路里原地踏步。在这两股力气之间来回拉锯,人也就慢慢拍成熟了。
顺着这条路往下走,心里思考的问题也会一年年跟着变。第一年,你最想弄清楚相机上那些参数该怎么设;到了第三年,你更关心某一个具体的题材怎么拍才像样;等到第十年,盘旋在心里的多半已经换成了另一个问题:我到底在看什么,又为什么总是被这些东西吸引。第十年那一步得靠你自己去走,不过走到那里之前的路,都在下面几章里了。
练习¶
出门散步一周,不带相机。每天晚上,从这一天真正留神看过的画面里挑出一个,在本子上写一句话:今天我看见了什么。一周下来会攒下七行字,它们就是七次停下来观看的记录。
买一本你喜欢的摄影师画册,要纸质书。每天看三张,每张至少看两分钟。同时逼自己养成选片的习惯:当天拍下的所有照片里只留一张,写一行字说明为什么留它。坚持一年,手里就会有三百多张真正经过思考的照片。
这两个练习都很简单,要养成的其实是同一个习惯:让自己慢下来,在一个画面前多待一会儿。后面的光线、曝光、构图、时机和选片,全都要从这个习惯里长出来。
下一章:第 2 章 光